本报记者 章咪佳 李蔚

点交完1000多件文物以后，严石涵走到江边。相比丰水期宽阔湍急的岷江，冬季枯水期时，咫尺之外的河面波澜不惊。

面前的这片水域有着传奇的前世今生——300多年来，四川地区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曾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埋藏、沉入这一带的江底。

这里正是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水下围堰考古的区域，从2017年一期发掘开始，前后五期，遗址累计出水文物达7.6万余件，2021年被评为“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。

夕阳下，泛着柔辉的是江北岸已经建成、即将开放的江口沉银博物馆，2026年初将要展出的出水文物大部分来自张献忠的沉银。

策展人严石涵就是借银子的人。12月5日，“江口沉银——明末失落的宝藏”在杭州市临平博物馆展出，包括西王赏功金币、银币，大量不同类型的银锭，以及金帽顶、金耳环等各种饰品等上千件宝物集中呈现。

最近央八热播的《大生意人》里，有一段用了“闯王宝藏”这个梗，给了晋商发家一个传奇的解释。与闯王宝藏同时的，还有一个张献忠藏宝的传说，一样流传了300多年。

1644年，也是明清易代的这一年，张献忠率领农民军攻下成都，自立为王，国号“大西”（1644-1647）。可是，仅过了两年，大西政权就受到南明和清的夹击，他计划放弃成都，顺岷江而下，转移财产。

关于张献忠藏宝，有五六个截然不同的说法，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。

一是传说锦江埋宝，《平寇志》里讲“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，下穿数仞，实以黄金宝玉累亿万，杀人夫，下土石填之，然后决堤放水，名曰‘水藏’”。看上去这跟我们今天修建水电站差不多：先在锦江旁边挖一条支流引流，将原来的河道用堤坝拦腰截断，等河道里的水彻底干涸、河床全部暴露出来以后，再挖出深沟，把白银等财宝埋在里面，然后重新决堤放流。一般认为埋藏的地点在成都锦江的望江楼附近。

另一说“江口沉银”更加扑朔迷离。传说张献忠当年搜刮了大量白银，将它们全部熔成银锭。他命人砍伐当地质地坚硬、耐腐蚀的大圆木，对半剖成两半：中间掏空，把银锭装进去，再重新合上，用铁箍扎紧。这样一根木头又名“银鞘”。据说每个银鞘大小差不多，大概能装两千两银子。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币值，约是75万元。

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张献忠弃守成都，率船队沿锦江南下至江口时，遭南明将士杨展的伏击火攻。大西军数百艘木船被烧沉，仓皇逃窜时将不少银鞘抛入江中，这批南征北战中掠夺的金银财宝就此沉入江底。

1939年时，有一个成都人杨白鹿曾以所谓的藏宝图为线索，成立“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在成都望江楼附近河流寻找，结果挖了三年，除了几箩筐铜钱，只挖出了石牛、石鼓，没有任何真金白银。

倒是有人依着另一条“寻银诀”线索——“石龙对石虎，金银万万五。谁人识得破，买到成都府”，到彭山江口一带打捞宝藏，发现此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清朝时，有个临平人孙士毅曾在彭山江口组织过大规模打捞。《彭山县志》中有讲：“乾隆五十九年，冬季，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，转报总督孙士毅，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，获银万两……”

这载于文献上的古代唯一一次官方打捞，出水了上万两的银子和珠宝。不过，上报后，乾隆却看不上，像他祖父康熙一样，交代下面人“不应如此锱铢较利”，就是说，你们不要搞了。

有专家认为，或许是清朝皇帝的态度，导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，张献忠宝藏都鲜有发掘记录。但是，对于传说中沉没于江中的这笔巨大宝藏，难道真的有人会不动心？

事实是，在江口水下寻宝，历代陆续有之，但有所获的人也是零零星星，全凭个人运气。这也许跟江口客观的地理条件有关。

在地图上，江口在成都以南60公里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发源于松潘岷山南麓的岷江，自北奔腾南下，经都江堰一分为二后，一条过镇绕村独自南流，一条一分为四，驯良温婉地淌过成都市区，最后合为锦江南下，直至江口才与岷江干流金马河重逢，变回挟沙裹石、肆意奔涌的岷江。

这段水域是成都地区数千年交通和发展的见证。而这两条河流汇合之处的北岸——古镇江口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码头，江阔水深，从锦江而下至江口，可换为更大的船只，四通八达。

商贸交通发达之外，江口也是自古以来的古战场。相传秦灭蜀时，江口就是蜀王开明氏败灭之处，考古有发现青铜古兵器。而张献忠兵败此地，有一种说法是张献忠在江口换大船时，才给了杨展可乘之机。

从清初到21世纪初，江口“沉银”虽有发现，但并没有人真正打捞到大西王的宝贝。

这件事情到了2011年，有了惊人的进展。岷江河道在取砂石的过程中，发现了一批文物，有金册、西王赏功钱币和银锭等。2014年，当地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江口沉银遗址河道区域盗挖文物，居然用上了专业的潜水设备。案子历近两年破获，追回文物千余件，其中一级文物8件，包括国宝级的“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”。

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下，江口古战场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在2017年正式启动。

展厅现场，有一处展柜模拟还原了出水文物被发现时的现场。银锭和银器混合着砂砾卵石，沉睡在红褐色的砂岩河床上。

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岷江主河道和锦江交汇处，这里河道骤然变宽，河水湍急，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。几百年来的冲刷，宝藏少不了被冲得七零八落，或沉埋于泥沙之下，甚至嵌于河床砂岩的坑凹处。

怎么挖？四川考古界来了一次大创新，以“围堰考古”开创我国内陆河流考古的先河。

先是请多家国内水文、水利科研团队加入前期调查，通过水槽冲刷实验、地质探测实验、三维电组率成像法探测等，在岷江河道上确定五个重要地点。

再在水中修建围堰，把遗址内的水排干，同时建导流渠排清余水。河床上，沉积的泥沙和卵石厚达数米，并在长时间冲刷下形成了多条冲刷槽。根据物理特性，出水文物多存在于冲刷槽内。于是对一般区域进行机械配合人工的方式进行挖掘，重点区域则完全用人工的方式进行水平层清理，保证文物不留遗漏。

在发掘过程中，采用全站仪精确定位出水文物坐标，同时利用三维成像和航拍技术采集文物信息。这么一来，一旦发现文物，就可以用详细坐标把这个文物标出来，所有出土文物都有确切位置，对于还原历史很有帮助。

展厅里的一面展示墙完整呈现了“围堰考古”的现场，其中一张图上可以看到，河床底部的砂岩上，沟壑不平，分布着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凹坑、石隙，大大小小的金银宝物就这样被“卡”在那里数百年。

从2017年至2025年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，出水文物总计4万余件。

今天在展厅里，除了重量级的西王赏功金币、银币，和金帽顶、金册等物外，最有意思值得细看的是满眼的银锭。

我们可以清楚地辨析出银锭的准确身份信息。出土银锭中，近百个都带铭文，真实地记录了银锭铸造的时间、地点、重量以及监销、检验、解运的官员、工匠姓名等信息。

比如，有一块单独展出的银锭，约成人一手掌大：船形，一端翘翅内翻，锭面有水波纹，中心内凹，刻“漢阳县知县楊四知征完崇禎四年宗祿五十兩库吏袁成琦艮匠罗文”。

翻译一下：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由湖广布政使司汉阳府汉阳县知县杨四知负责征收的“宗室俸禄”专项赋税银，共计五十两；经县衙库吏袁成琦核对登记后，由银匠罗文熔铸为标准银锭，后续将解缴至上级官府。

28个字讲清楚了这块税银的“来源——经手——用途——重量”信息。展柜里还有更多不同用途的银锭：有的是饷银，就是军饷；有的是粮长收上来的粮食折成的粮银；也有作为官员工资的禄银；还可以看到轻赍（jī）银，就是漕粮运输时的折银等等各种。

对于明朝人来说，这些银锭的差异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不同的用途，银锭的形态就不一样，一目了然。

这些银锭小部分由大西政权自己铸造，大部分是明末官府铸造，即是标准统一的官库银，应该是张献忠转战各地的战利品。

同时展出的还有大量来自民间非常粗糙的银首饰，应该是底层群众所拥有的，几乎统一的丁香款式，都是粗粗重重的，似乎只讲究保值，不讲究美观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明末政府还是大西政权，无论庙堂和民间，它们都离不开白银。

江口沉银，就可以看作明代使用白银的一个时间截面样本。

举一个具象的例子：《金瓶梅》中，武大郎被毒死以后，西门庆赶紧上下疏通，光是打点清河县的皂隶——没有编制的官府临时工李外传，就花了整整五两银子。

在小说里，武大郎每天在街上卖烧饼，是个流动商贩，他每天接触的都是铜钱。而西门庆是开药铺的富商，腰缠万贯，所以一出手就是银子。

但在《金瓶梅》故事发生的明代中晚期现实生活中，人们用铜钱和白银的比例，已经十分悬殊，嘉靖年间有一位叫靳学颜（？-1571）的财政官员总结说，全国用铜钱的情况不到十分之一，老百姓大部分情况下也使用白银，这是非常惊人的现象。

当时市场经济商品贸易发展得很快，同时北方蒙古人又不断地入侵，导致边防军费居高不下，民间和朝廷都急需用银——但是明朝疆域内银矿并不多，并且开采得已近枯竭。中国每年的银产量还不到十万两，根本不够用。

正是白银的严重短缺，明代的银价就不断地上涨。

彼时世界正处于大航海时代，全球贸易极大地发展。为了换取中国的丝绸、瓷器，欧洲人急需购买这些物质的货币。但当时中国人几乎不要黄金，也不要其他物质，只看得上白银——恰好这时，欧洲和毗邻的日本，都陆续大量地发现了银矿。

于是，明代中国就犹如一个黑洞，开始把全世界各地的白银都吸收了过来：

波西米亚、匈牙利、瑞典等欧洲地区的白银开采量增加了四五倍，很多都通过陆上、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；

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，那里的白银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涌入。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，也就是万历年前后，每年差不多有五万至八万千克白银，从墨西哥经过菲律宾来到中国；

而发现了石见银山的日本，每年也以三四万千克的量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供应方。

由于这些外来的白银，中国的丝绸、瓷器等等产品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，一张全球贸易网就这样渐渐形成。世界各地的银子，就像白色的血液一样，源源不断地输入明王朝的机体。

但是极度依赖外界的“输血”，潜伏着巨大的风险。

且不说明朝末年最大的危机“北虏南倭”（北方蒙古、女真，南方倭寇）形成的诸多复杂原因之一，离不开白银的这种全球化流通，就是在国家内部，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也破坏了日常经济。

和政府可以控制发行量的铜钱和纸币相比，白银是一种更自然、便利、民间接受程度更高的货币，但它也更难以驾驭：由于它的产量飘忽不定，容易造成经济波动。

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有一个观点讲，“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，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，天下之害不可讫矣。”当白银成为主流货币后，农民需将粮食、布帛变卖换银缴税，而商人、官僚囤积白银炒作，导致银价暴涨、粮价下跌，农民增产不增收，大量破产流亡。

而17世纪40年代，地球气温再度降至几百年来的低谷，“小冰期”极端天气造成的农业严重欠收，又加上白银短缺，最终摧垮了明王朝。

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经提出过一个大胆假设：如果当时明王朝不依赖白银，而是发行国债，历史的走向会不会发生变化？明帝国有没有可能安然渡过17世纪中叶的危机？

但历史不存在假设。还没等清军的铁骑踏足山海关，明帝国已亡于农民起义军手下。而在清史中，农民起义军出身的“大西王”张献忠，也与“嗜杀”二字紧紧纠缠在了一起，清政府的官方记载将他描绘为杀人如麻的魔王、屠川的罪魁祸首。

然而，当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金银重见天日，当尘封江底的江底一段档案被重新审视，这些记载中对张献忠、李自成的描述也被打上大大的问号，是不是存在过于夸张的“抹黑”？

根据相关记载，张献忠在川期间，推行过科举，收取过田赋。毫无疑问，他要以四川的老百姓来供养朝廷、军队等一大帮人，为什么还要屠川？

沉银，沉没许久的真相，正在悄然浮出水面。

本版图片由临平博物馆提供